随后的两天，方沂彻夜苦思，白天就召唤特效组和美术组的人，讨论怎么在不影响画面效果的情况下，更改拍摄设备，使得能达到目的。

        郭凡知道他不甘心，非要啃下来这段了，立马换了口风：“我们现在拍不了，总是能拍得了的，大不了两个星期，三个星期……遇山开山遇水涉水，难道还搞不定吗？”

        郭凡说：“这个镜头太难了，要是放在二三十年前，几乎是不可能拍出来的！除非导演是墨镜王那种人，不计成本一遍遍的穷举，直到拍出来为止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当时用的是胶片机。那个东西的特色，就是拍完了导演不知道画面什么样，要把胶片放冷藏室里面，空运到能洗片的大城市，洗出来了才知道，洗之前不能见到一点光，也不能受热。

        足足两天，战士伍千里端着国产波波沙，沿着这条道冲锋了数次，跑出画面后又切换回导演方沂，对刚才的镜头做出评判。

        现在的情况就是，不能成。

        base之前没搞过这个，还不清楚行不行。他们现在工期排满，加班加点，没有余力试错了。

        结论有二，一个是做后期，用特效给伍千里的脸上增加亮度――这个结论被抛弃掉了。因为这儿需要的不仅仅是粗暴的调高亮度，而是火光下的亮度，也就是特效要模拟出火光，这就要动用到粒子特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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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方沂：“好话都让你说了，但是光说好话，拍不了片啊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他也感受到了战士们当年的苦了，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啊。在这个小地方，愣是把他困住了。

        郭凡讲的有道理，大不了继续死磕。不影响拍其他的。

        最起码得隔了一两个星期。

        僵在这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好在方沂终究生活在2012年，因此他很快得到了组织的帮助。

        所以当时摄影师的地位比现在要高得多，说是第二导演也并不夸张。因为好坏全凭摄影师的经验，他判断这段能不能成。

        关于怎么拍这事儿，创作团队拍之前就有预桉，但是实际拍起来可能未必有想象中那个效果，这是苦差事。还好现在用的是数码摄影机，行不行立马就知道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另一个是物理上加大火量，比如放火烧一大片林子――可能陈恺戈、张大胡子之流干得出来，方沂是干不出来的。

        每次拍出来效果都不尽如人意。天气倒是越来越冷，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又说：“但是，这也恰好证明了我们的厉害。为什么？因为技术才刚刚发展到有可能做到，我们就尝试拍出这样的段落，这是很有突破性的。这说明我们的方导，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引领导演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宽甸片场不仅仅有这一个布景，实际上整个宽甸县郊外有三处都作为拍摄场地。于是会出现这边美军沿着河打了一枪，另一边七连战士从三公里以外的公路边窜出来，激烈和美军“对枪”。这都是为了节省成本，反正剪辑到一块儿也看不出来。

        说人话，就是怎么让火光变得更大，变得更亮堂堂的。

        他前年给《我们诞生在中国》那个纪录片配音，后来成为大陆的环境保护大使，他绝对不能搞这种事情。

        放10年之前，数码摄影机还不是特普遍的时候，不仅是成功与否不知道，连失败与否也不知道。